9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家洲公开宣布,因今年新招硕士生郝相赫在微信上对北京、人大教授“无端嘲讽”,经苦口婆心劝导无效,决定与该生断绝师生关系。消息一出,引发舆论关注,相关争议不断。

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量知》中说:“不入师门,无经传之教。”在古代,“师门”是非常神圣之所在,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是很亲近的,但是,历史上也有老师与学生,或者学生与老师断绝“师生关系”的个别特例。  

冉求为军阀敛财,孔子与其断绝“师生关系”

《史记》卷六十七记载:“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岁。为季氏宰。”冉求是孔子的学生,很能干,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冉求在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时,被鲁国的权臣季康子作为人才召回国内,担任季氏家族的大总管,此后一直受到季氏的重用。尤其是在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进攻鲁国时,冉求显示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谋略。他先是说服鲁国权臣们下了抵抗的决心,然后又亲自率军与齐国作战,打败齐军。由于冉求功勋卓著,季氏最终听取了他的意见,把其老师孔子请回了鲁国,孔子也由此结束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之行。

但是,对季氏家族把持鲁国朝政的行为,孔子相当厌恶。在孔子回国的这一年,季氏为了积聚战争储备,决定搞税赋制改革,当时称作“以田赋”,就是说把原先只有战争时期才征收的军赋,制度化为不是战争时期也征收的税赋。要出台新政策,季康子就让冉求去征询孔子的意见。孔子听说要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这与他的执政理念相违背,于是坚决反对。但是反对无效,季氏第二年依然正式“以田赋”。作为季氏的家宰、得力干将冉求,他当然是站在了季氏这一边,并为季氏的这次增收赋税制度的执行出了大力,要不然,政客季康子也不会那么信任他。

但孔子相当看不惯学生冉求为季氏家族敛财的行为,认为“季氏富于周公,而(冉)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有一天,季康子同孔子闲聊,问孔子:“冉求是仁义之人吗?”孔子回答:“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冉)求也可使治其赋。仁则吾不知也。”可见,孔子对于冉求的人品道德是有看法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某一天,孔子大骂冉求后,对自己的其他学生说:“(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那意思很明确,冉求不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攻击他!——显然,孔子的这句话就是一个与学生冉求断绝师生关系的严正声明。而且,这个声明流传了两千多年。

张居正违背礼制,学生们跟他断绝“师生关系”

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赫赫有名,但是,他的学生们却曾经与他断绝“师生关系”。

张居正受李太后的重托,在辅导万历皇帝的学习以及施政上殚精竭虑,并且,他还针对当时吏治积弊,积极推行改革措施。正在他锐意改革,而且初见成效的时候,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死了,按照明朝的规定,父母死了,身为官员的儿子必须回家守孝3年,称作“丁忧”,而实际的“丁忧”时间是27个月。

对于一个正在实行改革的政治家来说,27个月实在太长,何况张居正的大业才刚刚起步,时间宝贵,张居正毅然选择了“夺情”。所谓的“夺情”即大臣按照儒家规矩向皇帝申请回家守孝,但是,皇帝因为工作需要不同意其回家丁忧,这叫“夺情”。我国封建时期尤其是礼教鼎盛的明代,士大夫们极其重视所谓的“礼制”,明朝自朱元璋开始,就一直要求以孝治天下,没有孝心的人根本是没办法在官场立足的。而官员“丁忧”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当时的张居正是皇室的大红人,当时的士大夫们还是以其不“守孝”之事,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甚至有人大声斥责:“阁臣百僚师表,夺情不丧,何以示天下。”(《万历野获编补遗》)

反对张居正“夺情”的奏折如同雪片一样,飘到万历皇帝和张居正的面前,虽然铁腕的张居正不怕这样的弹劾,奏折可以留中不发,但是,让张居正不能接受的是,他的学生赵用贤、吴中行两人竟公开声称与他断绝师生关系!这是明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学生反对老师,几乎是大逆不道。但是这些身为读书人的学生,为了坚持儒家训教,冒着极大的风险,与老师张居正断绝“师生关系”。赵用贤、吴中行被朝廷惩罚,受了杖刑。但是,“(张)居正既没,言官攻击不已,吴中行、赵用贤等以论夺情被杖,清议予之。”(孟森《明史讲义》)——学生吴中行、赵用贤与没有遵守礼教传统的老师一刀两断,赢得了当时及后世的好评,青史留名。

封疆大吏沈葆桢对老师不敬,老师气得说“拜拜”

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记载,清代的孙锵鸣曾是道光丁未年会试的同考官,按照科举惯例,后来的晚清重臣李鸿章与沈葆桢都是他的门生弟子。李鸿章为人圆滑,他与孙老师关系很好,“执门生礼甚恭”,但是,学生沈葆桢对孙老师就不那么待见了。

光绪四年(1878年),侍读学士孙锵鸣因事被撤职后,主讲钟山书院。当其时,学生沈葆桢正是当红的两江总督,按理说,在学生的地盘上,孙老师的日子会很好过的。但是,就是在孙锵鸣担任这钟山书院山长的时候,他气得与学生沈葆桢断绝了来往。

沈葆桢才上任两江总督时,按照当时官场规矩,与他同城的江宁藩司应该第一时间来拜见他。但是,这个江宁藩司迟迟不来,让他大为光火。是什么下属敢有这个豹子胆?!——原来,这个江宁藩司是沈葆桢的老师孙锵鸣的哥哥,叫孙衣言,也是个大名士,他“自居老辈”,对于这个后生晚辈领导“既未迎迓,亦未莅衙”,当然,沈葆桢因为他是自己老师的哥哥,也不好拿他怎么样。但是,就因如此,沈葆桢才当两江总督时就对孙老师有了意见。舌头与牙齿近了,难免会咬一口。问题是孙藩司不知领情,在工作中“意见亦与葆桢大不合”,这就让沈总督对他没有什么好感了,后来找了一个机会,请求朝廷将这个难缠的主儿调回京城,此是后话。

在孙锵鸣担任钟山书院一把手时,有次选拔考试,孙“院长”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批阅书院学生的试卷,“取课卷前十名”,上报两江总督。但是,沈总督却不认同老师的评判结果,“不独颠倒其甲乙,且于渠田(孙锵鸣)先生批后,加以长批”,而且,身为学生的沈葆桢拿着总督的架子,当着下属的面指责孙“院长”——他以前的老师——在批卷中的诸多错误,孙老师在朝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一来,他觉得颜面扫地,气得立即抬腿走人,与学生沈葆桢断绝了来往。

对于这件学生挑老师的碴,老师愤而与之断绝关系之事,“江南人士,皆谓……沈文肃无情”,加上沈葆桢与孙衣言之间的龃龉,从此,“沈、孙两家宿怨,始终未解”,成为一桩公案。

章太炎违背师训,俞樾将其逐出师门

章太炎作为清末民初思想家和学者,是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1891年,章太炎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等人,在俞樾门下学习七年,其间,学问大进,很受俞老师的赏识。俞樾,1850年中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被罢官而潜心学术,是晚清著名的朴学大师,其学识、人品、修养都为人称道。

后来,章太炎的民主主义观增强,与晚清趋新的知识分子严复、汪康年、唐才常、梁启超等人来往密切,并于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后,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议会”,他主张驱逐满、蒙代表,并割辫明志,反清意识浓厚。

第二年,即1901年春,章太炎到苏州东吴大学执教,特地去拜望住在苏州的恩师俞樾,没想到俞老师对其来访火冒三丈,声色俱厉地斥责章太炎“背父母陵墓,讼言索虏之祸,不忠不孝,非人类也!”,“曲园无是弟子,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可见,秉持忠君底线的国学大师俞樾明确提出了与章太炎断绝师生关系。

俞老师对昔日寄予厚望的弟子毫不留情地斥责,不但当事人章太炎为之惊诧莫名,而且,当时的舆论也极为惊诧。被厉责之后,学生章太炎气愤难平,当晚写下《谢本师》一文,也宣布与老师俞樾的师徒关系一刀两断。

不过,事情过去后,俞、章两人并未真正断绝师生关系。1907年,俞樾去世后,章太炎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一篇《俞先生传》,对老师的学术与人品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今见夏报,知俞先生不禄。向以戆愚,几削门籍,行藏道隔,无山筑场,悬斯心丧,寺在天之灵知我耳。”——此中,不仅有学生对老师的哀思之情,也有一点悔愧之意。

历史上,老师将学生逐出门去,即所谓“破门”,这不是小事。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地君亲师”一说,师生关系并不亚于父子关系,学生之于老师,除求学外尚有尊亲之意,所以,在古代,被老师逐出师门、学生与老师断绝师生关系,同样为社会伦理所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