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名为《高晓松:李咏的真正死因不是癌症》的文章在朋友圈里被疯转,引发公众热议。11月13日,高晓松本人在微博上回应网友的质疑:“当然没有!可耻!请让逝者安息。”当事人澄清事实的速度较快,及时遏制了不实言论的进一步传播。但是对于不了解相关情况的大多数公众们而言,仅凭借朋友圈里的一家之言从而情绪冲动地四处进行谩骂,依旧给一些人带来不小的心理伤害。

自媒体乱象频发从来不是偶然,谣言的产生也并非当今时代的特殊产物。我们可以指责公众号撰写者们的道德缺失和无责任感,也可以控诉转发者们的随意性和无求真意识,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地责备某个群体的行为失范,这并不能够真正起到整治谣言产生的社会环境的作用。一如这次事件中,若不是有网友有所怀疑从而直接向当事人发问,然后当事人迅速进行澄清和辟谣,恐怕谣言会继续在朋友圈高调出现,不断挑战大家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认知。所以笔者以为,比谣言更可怕的是辟谣意识的缺失,整治谣言,应该从每一个人培养辟谣意识做起。

谣言,指的是没有相应事实基础、却被捏造出来并通过一定手段推动传播的言论。在现代环境下,利用灵活无序的网络传播,谣言传播变得速度更快、作用力更强。由此可知,当谣言产生时,如果缺少辟谣意识而任由谣言其自由发展,那么一个不负责任的言论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可能会比产生之初更为恶劣,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舆论的集体倒戈,甚至引发全社会的恐慌,加剧个体之间的不信任感。此前,贵州恒丰俱乐部正是由于没有对媒体“千万奖金”的不实报道及时进行辟谣,导致该俱乐部形象受损、球员积极性受挫、“金元足球”的概念被重新提出,引发球迷众怒。

对于大多数个体来说,由于缺乏传播辟谣信息的动机和对于辟谣信息的不信任,辟谣信息的传播效率远远低于谣言的传播效率,更因为从众心理的影响和逆火效应,人们传播辟谣信息也容易产生适得其反的心理作用,从而影响到自身的传播行为。换一个角度来想,正是因为现在的社会环境和个体的心理环境使人们的辟谣意识难以稳固存在,所以辟谣意识的宣传教育才显得格外重要。

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公众的成员,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谣言绝不是只凭借单个个体的传播就能够形成,在人人都掌握话语权的新媒体时代,辟谣意识即意味着责任意识,从自身出发,敢于质疑、敢于发声,不要成为无意识的、被控制的“乌合之众”,而要成为辟谣者以及辟谣信息的传播者。今年8月,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正式上线,为广大群众提供了辨识谣言、举报谣言的权威平台。随着辟谣平台体系的日益完善,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更为干净、真实的网络世界,但权威平台如何高效地发挥其网络治理的作用,关键还在于整个社会是否具备的辟谣意识以及辟谣行为。

就像著名谣言心理研究专家奥尔波特所说:“每一则谣言都有听众。”谣言不会消失, 但我们可以限制其传播的时间和范围, 在造成重大不良影响之前将其扼杀。我相信谣言止于智者,但我更相信谣言止于及时的辟谣。